沒有最好的修復，只有最適合的修復！蔡舜任認為修復不是個人的藝術表現，而是確保作品在未來的歲月中，仍能以最佳狀態存在。
台南，是一座散發濃厚文化底蘊的城市，擁有 400 年的悠久歷史。不管是傳統街區的老宅，隱藏在小巷裡的小店，都蘊藏著豐富的故事。台南的每一個角落都承載著人文精神與歷史痕跡。而這一切，不僅僅是一座城市的記憶，更是當代對傳統的延續與創新。
作為台灣知名的藝術修復師蔡舜任，憑藉卓越的專業能力和創新的修復理念，在藝術界和文化保存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他領導的「TSJ Art Restoration」專注於油畫及廟宇彩繪文物修復，並逐步拓展至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典藏系統設計與特殊工程。他認為，「修復」是一種與時間對話的藝術，目的是保留時間的痕跡，同時讓藝術品重現光彩。
成功的修復來自嚴謹的 SOP
回顧起回台的契機，藝術修復師蔡舜任分享道：「我要從荷蘭回來換工作簽證時，正值上海世博會，荷蘭的 De Pont Museum 有數百件裝置藝術品要送到上海的世博場館。他們需要一位懂中文且技術值得信賴的修復師，因此找到我。我回台灣後，又被邀請參與 TED 演講，從而開啟了更多對台灣文化保存的觀察。」然而，回到台灣之後，蔡舜任注意到本地文化保存的現況與國際相比差距頗大，這樣的觀察促使他決定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努力，「試著看能不能做點什麼。」
除了創立「蔡舜任藝術修復工事」（TSJ Art Restoration）外，也以「百廟門企劃」這項創舉成功打響名號，讓更多人開始關注修復文物的意義。對於「修復」，他直言重點是如何延續作品的生命，「修復的核心並不在於創作，而是管理與延續。你需要細心管理文物的環境、材料，以及每一個施作步驟。這不是個人的藝術表現，而是確保作品在未來的歲月中，仍能以最佳狀態存在。」在他的修復過程中，他強調以嚴謹的標準操作流程（SOP）為基礎，無論是選用的材料、顏色的處理方式，還是筆法的應用，均以科學方法和專業實驗為依據，確保每個環節的準確性。
他坦言：「修復是一門需要精密計劃和細節把控的專業工作，任何偏差都可能影響作品的完整性和文化價值。」
從早年參與歐洲博物館的高階修復項目，到現在引領台灣修復界的創新，蔡舜任深刻體會到典藏管理的重要性。他分享道：「在修復的過程中，我發現改善保存環境可以大幅降低文物受損的機率，這才是真正柔性且有效的保護方式。」尤其是在亞洲的高溫高濕環境，加劇了文物的裂化與崩壞，因此要如何建立完善的典藏系統相當關鍵。過去的十年中，蔡舜任與其團隊設計了許多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典藏庫房，包括富邦美術館、安藤忠雄設計的亞洲美術館庫房，及雲門舞集的典藏系統等等，皆展現出高度的專業和實用性。
此外，蔡舜任的視野並不僅限於修復，他更將老建築的再利用，視為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，「隨著少子化和極端氣候的影響，許多建築需要被賦予新的生命。我們在這方面的特殊工程，旨在結合低碳永續的理念，讓歷史建物成為現代社會的一部分。」
然而在這些成功推動項目的背後，其實需要面對許多質疑的聲音，他坦言，當初回台灣創立修復事業並非一帆風順。「回國後，很多人對修復這個領域不了解，甚至有質疑的聲音。但我相信，只要專注於建立標準和規範，讓工作成果說話，一切都會慢慢被接受。」他的使命，不僅在於修復一件件藝術品，更希望為台灣建立一個完整且專業的修復體系。他說：「我們的目標是讓台灣的藝術文化能夠在國際間被重視，讓這些作品在未來的歲月裡繼續訴說它們的故事。」
每一步操作都有嚴格的計畫
作為一位資深修復師，蔡舜任分享修復工作背後的細節與挑戰。他強調：「修復不只是把表面修好，更多是內部的系統性管理與細緻的安排。」他也以國外知名的可視性修復室來舉例，「可視性修復室的運作，看似是一場表演，像醫生開刀一樣，觀眾能看到我們的操作過程。但真正的核心在於，每一步操作都要有嚴格的計劃支撐，包含流程、位置設計，甚至連拉衛生紙的地方都得仔細考量。」
他進一步提到：「修復不是隨便可以『混』過去。每一天，都要明確知道今天的目標是什麼，哪些可以讓觀眾看到，哪些必須保密。」對於他來說，修復工作是一種嚴謹的藝術，背後蘊藏著深厚的科學知識與管理規範。就像修復方法，他解釋：「沒有最好的修復，只有最適合的修復。在執行重大文化資產修復時，我們會先做示範模型，並進行多次測試，確保結果是可行的，再逐步推展到其他相似物件的修復。」
而在修復師的培訓上，他也有自己的堅持。「即使是來自修復相關研究所的人，到了我們這裡都要從頭開始。因為修復不僅是技術問題，更需要將技術融入管理流程中。」因此，完整訓練一名修復師至少需要 18 個月，這期間不僅要學習技術，還要建立系統性的思維與標準作業流程（SOP）。
讓文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
被問到為什麼選擇在台南開展修復事業，蔡舜任直言：「台南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，是文化資產保存的理想城市。它本身被視為文化首都，有許多歷史建築與文物需要修復。」他也提到個人對台南的偏好，「我曾短暫在台北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任教，但發現自己真的不太適應台北的生活，人口密集讓我感到壓力過大。台南的節奏反而更符合我的生活方式。」最常跑的台南場域，便是修復過的廟宇，他直言每次回訪都有特別的感覺。
除此之外，偶爾也會到美術館參觀，「我覺得台灣的美術館發展中，還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，這是未來必須正視的。」像是未來的美術館應該更多地開放典藏與修復過程，實現可視性。這不僅是為了透明度，也是為了提高館內員工的專業度與參與感，「現在很多美術館的庫房只是堆積物件，這種模式其實是資源的浪費。如果能把修復過程展示出來，會吸引更多的關注與支持。」好比在說服客戶的過程，他就時常比喻美術館就要像 Hermès，帶來更為細緻的服務、體驗，甚至是內容，「要把最雜亂的地方，變成大家最期待的地方，這需要計畫性和專業度。就像可視性修復並不是隨便展示，而是要有條理地設計展出哪些物件、如何操作，這樣才能讓人真正理解修復的價值。」
談起台南的生活時，他露出輕鬆的笑容：「我現在定居在台南，最常去的地方其實是文南路。這裡過去是一個很熱鬧的聚落，現在雖然沒那麼繁華了，但還是藏有許多好吃的地方。」他還推薦道：「你可以去試試阿銘牛肉麵，那真的是一家超讚的小店，每次去都覺得不虛此行。」最後，他總結道：「修復是一個連結文化與生活的過程。不管是美術館的發展，還是廟宇修復，都需要更多人關心與參與。這樣，我們的文化資產才能真正成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只存在於冷冰冰的展館裡。」
原文刊載於《Tatler》。
